从“三次对谈”到“三个务必”

　　行进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考题”越来越难，“评分标准”越来越严，如何不仅不被退回来、而且还要考个好成绩？如何破解自身发展和长期执政的时代课题？

作者：喻丹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敢于正视问题，勇于刮骨疗伤、去腐生肌。这使得我们党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勇于自我革命和从严管党治党成为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其中，从“三次对谈”“两个务必”到“第二个答案”及“三个务必”最具有代表性。

　　“三次对谈”中的第一次，指的是毛泽东和郭沫若的笔谈，即“甲申对”。

　　1944年春，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邀，在重庆写下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甲申三百年祭》，于3月发表。文章论述了三百年前的甲申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经历18个春秋鏖战之后攻陷北京城，成立大顺王朝，却在42天后人亡政息。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时，正值延安整风后期。1944年4月，毛泽东在对整风运动做总结的《学习与时局》中谈到了郭沫若这篇文章。一个星期之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将它作为整风文献推荐给全党干部学习。在这一年底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他在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三次对谈”中的第二次，指的是毛泽东和黄炎培那次著名的对谈，即“窑洞对”。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受邀前往延安考察。7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窑洞内，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次对谈”中的第三次，指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对谈，即“赶考对”。

　　1949年3月23日上午，西柏坡，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前往古都北平。临上车，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两个务必”是与“赶考对”同一时期提出来的。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继续高歌猛进之际，中共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研究夺取全国胜利以及筹建新中国事宜。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党应当保持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报告结尾部分，毛泽东专门论述党的作风建设，郑重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是毛泽东党建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即将胜利时对胜利之后党如何永葆生机活力的思考，这种冷静与清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

　　70多年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通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谈到“窑洞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在今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如果说第一个答案“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是“他律”、是外因，那么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就是“自律”、是内在要求。两个答案解答的都是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两种力量一内一外形成合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在即将掌握全国政权时的自我警醒，“三个务必”则体现了我们党在面对新的历史使命时的历史自觉，“三个务必”既是对“两个务必”的传承，又是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对“两个务必”作出的与时俱进的拓展与升华。

　　“第二个答案”和“三个务必”是基于对党所处历史方位、面临形势任务、党情国情世情发展变化进行深刻分析而作出的重大论断，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智慧结晶，是对党百年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继承升华，也是对几千年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既回应了历史，又指引了未来。

　　“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行进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考题”越来越难，“评分标准”越来越严，如何不仅不被退回来、而且还要考个好成绩？如何破解自身发展和长期执政的时代课题？

　　牢记从“三次对谈”到“三个务必”永远在路上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一审：金　妮

　　二审：汤馥铭

　　三审：王　琳

　　四审：陈　麟